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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试图找寻中国人的样子，找来找去其实就是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温，是儒家教养的温和；良，是骨子里的善良；恭，是对他人敏感的谦恭；俭，是体面的自我节制；让，是不那么好利急功的自由。
01
20年前，游历欧美。
外国人问他：你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？
高晓松想了很久，最后他回答：
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用“温良恭俭让”生活了几千年，你们相信法律，我们相信善良，我们世世代代就靠传统的文明来塑造我们中国人的人格。
20年后，我想他的回答依然不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人，甚至连温良恭俭让这个词都无人提及，变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。
早些年，龙应台在一篇文章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》里写道：中国人在面对不平等待遇和欺辱时，总是选择忍气吞声，一副“以和为贵息事宁人”的姿态。
而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不是如此，更似乎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。
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特别爱生气，在微博上，随便翻开一条，下面总会有各种恶言恶语。
比如一部电影，不管你是好评中评差评，只要发表言论，毫无例外，你将要得到的就是挨骂。
只要去翻微博，就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活得特别糟心，烦心事特别多，容易动怒、容易恶语、也容易愤怒，鲁莽得像一头公牛。
在我看到的书籍里，过去的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民国年间，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兄弟反目，是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决裂，处理方式非常简单，周作人写一张纸条，递给鲁迅，然后鲁迅搬出院子，最后离开北京。
这一生两兄弟交绝，一句恶声也没有。如果搁现在，拆迁赔款，两兄弟估计至少打个头破血流，对簿公堂。
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分开，分手方式也非常简单，张爱玲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，然后一生不见，恋人交绝，也是不出一句恶声。
如果搁到现在，夫妻分手，估计全是李国庆这般。
民国年间，温文尔雅的还有胡适先生，早年倡导白话文，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，但胡适回击从来都是温文尔雅，不出一句脏字，更不进行人身攻击。作家羽戈曾这样描述胡先生：
“你看他，哪怕与政敌论战，都是和风细雨，平心静气，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，更不必说粗口了。”
过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一直很疑问。想来想去，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人因为儒家熏陶，内心里有羞耻感，知道做哪些事很丢人，会让人笑话，知道哪件事可以做，而哪件事却不能做。
这些年来，你会很惊讶发现，我们中国人的体面和温和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变得无处可寻了。而该有的体面，该有的教养也荡然无存了。比起过去人，我们现代人脸上虽然少了凄苦感，少了受欺负的样子，但又平添了几分戾气，少了温和平静内敛的气象。
02
过去人常讲温良之道，意思是做人不仅要温和，还要有良善。
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讲“善良”，但却变了味道。
有段时间，媒体千篇一律都在写“善良”，标题是“善良很贵，滥用就是罪”、“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善良”、“善良过了头，就是缺心眼”等等，诸如此类。
我会不解，善良不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吗？什么时候行善也成了一件稀缺、必须小心翼翼去做的事了？
看多了太多现实，也就会明白：
我们这个时代，善良总是被恶意和别有用心消耗，久而久之，人们的脸上只剩下集体性的冷漠。
说到善良，总会让我想起杜月笙，上世纪30年代，青帮大佬杜月笙纵横上海滩，一生仗义疏财，几乎买了整个上海滩的交情。
儿子出生后，杜月笙为其取名杜维善，意为一生维持良善。杜维善晚年，有人问杜维善：都说你父亲是黑帮？黑帮是什么？
杜维善想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一句话：“黑帮其实就是帮忙”。
就是在这个地面上，外来人想到上海街面做点小生意，混口饭吃，不仅要有地盘，尤其要有朋友，怎么办呢？是要找人帮忙的。人家今天帮了你，等有一天你兜得转了，你也要帮人家。
我们今天的人，把善良看成一件复杂、需要小心衡量的事。而过去的人却不这样，他们把善良看得简单纯粹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的帮忙，商人的善意是帮忙，文人的善意是帮忙，贩夫走卒、三教九流，他们眼里的善良呢，也是帮忙。
就拿鲁迅先生来说，大众印象里他是抨击时政的大作家，其实私下里，却也是愿意帮忙的普通人。
30年代的上海，有很多的人力车，靠体力养活一家老小。鲁迅先生就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合计，由鲁迅购买茶叶，内山提供茶桶水杯兼职泡茶，放置在自己位于四川北路的书店门外，供过往的行人，主要是人力车夫解渴，这些茶水一律免费。
但每过一段时间，内山先生就会发现茶桶旁边有几个铜板，都是那些车夫们主动留下的。他们虽然过得艰苦，但内心是善良的、柔软的，也是简单的。情义之间，真真切切，也切切真真。
03
我们这些年，内心和行为上的节制，似乎也被傲慢的无礼所代替。能在内心上做到真正对他人保持恭敬尊重的人，像是稀有动物。
这种行为上的傲慢是无处不在，我出差常坐飞机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人，吵闹一路，聒噪一路，一会儿要毯子，一会儿又要饮料，把空姐呼来唤去指挥得团团转，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。
去餐馆吃饭，也是如此，会经常看到一些人，衣冠整齐，斯斯文文，可一张嘴招呼服务人员，架式却像奴隶主吆喝自己的家奴，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。
我们常讲“温良恭俭让”，“恭”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谦恭，是发自内心的客客气气和待人接物真诚。是身上有那种对他人的敏感，为他人的考虑，对他人的照顾和周全。
在我看来，没有谦恭的人，即使身价如何，依然是行为上的下等人。
而我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身上，却可以找到这种谦恭。90年代，梁文道出书，办节目，做电台总监，香港人都认识他。
可每次参加活动，有人送他东西，哪怕是一片纸，递一个杯子，他都会用双手接住，非常谦卑地去感谢。
有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偶遇梁文道，看到他在一间狭小的店铺里吃饭，他坐在最靠近通道的一个座位上，一旦有人通过，他就主动起身，然后轻说一声抱歉。
梁文道的举手投足间，你会很轻易就看到老一代中国读书人身上的那种谦恭。说话有说话的谦恭，行事有行事的谦恭，待人接物有待人接物的谦恭，这些行为都非常具象细微、恭恭敬敬、客客气气。
04
2008年，陈丹青去了一次台湾。
去过台湾的人，也许会感慨，感慨台湾街道不像大陆日常翻新，他们似乎几十年毫无变化。也会感慨台湾经济的凋敝，感慨议会选举的混乱，但我们依旧会被台湾所感染，感染我们的，往往却是他们保持了汉民族的内心节制之美。
陈丹青见识到的全是台湾的琐碎，事无巨细的安排，敬业的服务令他惊诧，交代的小事，绝对准时照办；即使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，摸出一把硬币，店老板一看裤袋里零钱太重，不吱声，也会迅速数过，换给你整数纸币。
尤其是走在人群中，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急不慢，礼貌、笑容、抱歉、谢谢，都不在话下，办各种琐事，没一次落空、尴尬、被拒绝。即使穿越斑马线这件小事，陈丹青也觉得只有自己粗心、急砺，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，后来他写文章说：
我已像久在大陆的人的一样，惯于粗粝的生活，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，太麻烦。
反观我们如今的生活，节制似乎距离我们太远，自我克制更是痴人说梦。
电影院，有踢凳子的，嗑瓜子的，也有带小孩大声言语的。地铁里，有大声打电话的，有为了一个座位吵架的。
飞机上，有坐在头等舱脱了鞋把脚树在机舱壁上的，对他人的感受却是置若罔闻的不管不顾。
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是粗暴态度，冷漠的脸，僵硬荒谬的机制，穷凶极恶的生意经，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，不认真，权责不清，心不在焉，这几乎是我们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经验。
这些无节制的习惯，其实都是心里、眼前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。
而反观港台一些年纪大的文人恰巧身上还尚存一些自我节制、自我克制的优美。
香港的蔡澜先生七十多岁，只要出门，永远都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，拄著一支精美的拐杖，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微笑、寒暄、握手，处处都有着过去中国人的待人接物，极有分寸感，热情但不过分，知世故而不勉强，让人觉得温良而有教养。
蔡澜吃东西，永远都是只吃几小口，有人很诧异会问蔡先生：“你为什么吃那么少？是不是做了一辈子美食，吃腻了？”
蔡澜总是笑：“就算是最美味的食物，浅尝一下就够了。”
一个浅尝，其实就是节制，对美好的东西不过分贪念，用七分力，留三分余地，面对食物如此，做人也是如此，凡事不可太满，满了便失真味。
古代中国一直提倡的俭，而今的吴、蜀、闽、粤，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，偶或遭遇，都令人惊喜。俭不只是节俭，更多时候是内心的节制，行为上的节制，凡事都有分寸，没有人规定该怎么做，必须怎么做，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，保持节制，在琐碎的事情保有一分敬畏。
05
再说到“让”，我感触就更深了。
杭州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杭州看望朋友，去他家会穿越一座一百米长的拱桥。桥面正在修正，两边的行人通道被围起来，供电瓶车通过。我会骑一辆电瓶车，缓慢骑车上去。
窄窄的路面，每次经过，都会异常小心。而每次经过毫无例外的却是，身后正在疾驶的电瓶车，每一辆都急促地按下喇叭，没有人愿意多等半分钟，每一辆都想快速通过，每一个人都主动放弃秩序里的安全，都在抢，抢时间，挤过去。每次，我都会想：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赶、这么抢，然后如一股烟般迅速消失，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呢？这多像当下的中国社会，我们又要去往哪呢？反观我们的琐碎的日常，“抢”似乎是我们今日的文化。
商人要抢，抢时间，抢商机，抢他人的隐私；官员在抢，抢升官发财，抢政绩满满，抢座位排序；文化人在抢，抢文化排名，抢露脸机会，抢学术地位；即便是大学生，中学生，小学生也在抢。
生活里，开车要抢道，坐车要抢座，排队还要插队抢前。各个单位部门也没闲着，抢名人故里，抢文化城市，抢国家政策，抢与世界接轨。“假装情义”、“揣度他人”、“戾气满满”、“好利急功”，“无利不往来”、“傲慢无节制”几乎变成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当下的社会情绪。
至于让，更别提了，那是一个已经久远的中国美德。一个社会的温良恭俭让转眼之间，莫名地荡然无存了，倘若我们当下的中国，还能够保持“温良恭俭让”，温，是儒家教养的温和；良，是骨子里的善良；恭，是对他人敏感的谦恭；俭，是体面的自我节制；让，是不那么好利急功的自由。倘若“温良恭俭让”被养成当下中国人的集体习性，我想，也许我们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，公共生活也不至于太凋敝，至于个人，我想每个人看上去也不至于太粗鄙。
三十三两白银的典故想必有人听过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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